第十七章 巴达维亚之誓 (第1/2页)
光绪十二年，公元1886年的春节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宅子里过了一个格外安静的除夕。
孩子们在院子里放炮仗，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。朱月芝抱着元郎在廊下看烟火，小元郎差不多四岁了，高兴的指着天上喊“花！好大的花呀！“温惠兰和温惠莲姐妹在厨房里忙活，客家酿豆腐的香气混着闽南年糕的甜味，从灶间一路飘到正厅。
张振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摆着一壶茶、一封刚写好的信。信的抬头是“左秉隆兄“，正文他只写了几句：
“秉隆兄：
中法一役，弟虽痛心，却不曾灰心。兄所言'病根太深，需有人从外面往里挖'，弟反复思之，深以为然。
弟如今尚不能归，南洋产业千头万绪，尚有未了之事。然弟已在为归国做准备。有一事弟想了很久，今日终于决心一试——弟欲在中国北方择一良地，试种葡萄，酿中国自己的葡萄酒。
法国人能把酒卖到中国来，我中国人也能酿出比他们更好的酒。
此愿或需十年、二十年方能成就，但弟愿从今日始。
兄且静候佳音。
——弟 张振勋 顿首“
他把信折好，封上，贴上邮票。然后他端着那壶茶走到院子里，站在廊下，看着孩子们在烟火里跑来跑去。
元郎看见他出来了，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抱他的腿，嘴里喊着“阿爸阿爸“。张振勋弯腰把他抱起来，举过头顶，让他看得更高一些。满天都是烟花，红的、绿的、金黄的，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炸开来，又散落成千万颗碎星。
“元郎，“他轻声对怀里的儿子说，“你长大了，阿爸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那里冬天会下雪，夏天有知了叫，有漫山遍野的葡萄藤。你喜不喜欢？“
元郎听不懂，只是拍着手笑，眼睛映着天上的烟火，亮晶晶的。
张振勋抱着他，在廊下站了很久，直到最后一朵烟花熄灭，夜色重新沉下来。院外的炮仗声渐渐稀疏了，远处传来寺庙守岁的钟声，一下一下，浑厚悠长。
他把元郎交给朱月芝，自己回到书房，把那本英文的葡萄种植手册又翻开来，在扉页空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：
“光绪十二年除夕。记：有一天，要让中国人喝上自己的好酒。“
写完他把书合上，放回铁皮箱里。箱子里已经攒了十几本关于葡萄酒的书、几十封跟各地种植园主的通信、一大堆他亲手抄录的数据和心得。这些东西现在还只是一堆纸，可他知道，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片园子，变成藤蔓上的果实，变成瓶子里的液体——变成某种能让中国人抬着头喝下去的东西。
他关上箱盖，和那张“器识恢宏“的宣纸、还有左秉隆的回信，一起收着。锁好，把钥匙放进内袋里，贴着那枚字迹模糊的雍正通宝，然后熄了灯，走进院子里那片尚且安静、可即将迎来又一个黎明的夜色中去。
光绪十六年，公元1890年，秋。巴达维亚。
张振勋四十九岁了。
鬓角的白发已经从两鬓蔓延到头顶，像冬日里第一场薄霜落满了山坡。可他的腰背依然挺直，走路依然带风，眼睛里的光比二十年前更沉了，沉得像一口深井，井底有火，只是一般人看不见。
这年秋天，他收到了一封请柬，洒金硬纸，法国领事馆的火漆封缄，用纯正的法语写着他的名字。日子定在七月十四日—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日前夜。请柬措辞客气，说“恭请张先生光临“，列在贵宾名单的第一位。
老汤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眉头拧着：“掌柜的，法国人的国庆，请咱们华人去做什么？往年可没这规矩。“
张振勋把请柬接过来，看了一遍，放在桌上。“去年我在槟城跟他们总督府签了一笔三千吨的橡胶合同。今年他们想续约，顺带在国庆宴上亮个相，让其他洋商看看——'我们法国人跟华人巨商关系好着呢。'“他停了一下，嘴角微微弯了弯，“官面上的事，就这么些。去吧。不去，人家觉得你怯场。“
老汤还想说什么，张振勋摆了摆手。“备衣裳。穿那套黑的。“
国庆日傍晚，巴达维亚的法国领事馆灯火通明。领事馆是座三层殖民风格的白色建筑，拱廊、立柱、落地长窗，院子里种着齐整的棕榈树，每棵树的树干上都缠了红白蓝三色的绸带。二楼的宴会厅里，水晶吊灯把一屋子的人照得纤毫毕现，满眼是军礼服上的金绦带、晚礼服上的珠宝胸针、各色绶带和勋章在灯光下互相辉映。
张振勋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燕尾服走进去的时候，厅里的喧哗声停了一瞬，然后重新响起来，只是那声响的调子变了——有人侧目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端起酒杯远远地朝他举了一下。荷兰的、英国的、法国的商人政要们，都知道这个名字。张振勋。南洋华人首富。那个把荷兰人的船务公司买下来、规定头等舱只许华人坐的怪人。
法国领事马尔尚先生迎上来，笑容满面。他是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子，头顶微秃，留着拿破仑三世式的络腮胡，说话时两只手爱比划，像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。“亲爱的张先生！您肯来，鄙馆蓬荜生辉！“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南法口音，软糯黏稠，像融化的太妃糖。
张振勋伸出手去，跟他握了握。“领事先生客气。您相邀，不敢不来。“
寒暄了几句，马尔尚引他到主桌落座。位置排得讲究——右手边是荷兰驻巴达维亚的总督代表，左手边是英国商会的会长，对面是一位穿海军制服、胸前挂满勋章的法国军官。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，银质餐具擦得锃亮，每人面前排了三只酒杯：一只细长的喝白葡萄酒，一只圆肚的喝红葡萄酒，一只小盏的喝餐后甜酒。
张振勋坐下来，不动声色地扫了一圈。满桌都是洋面孔，只有他一个华人。他注意到隔壁桌上几个英国商人正朝他这边张望，眼神里带着好奇，也带着某种他再熟悉不过的东西——那种“你凭什么坐在这儿“的打量。他把那眼神接住了，不躲不闪地回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人便讪讪地移开了目光。
酒宴开始了。
先是开胃菜，然后是冷盘，然后是汤。每道菜都配了酒，侍者端着银盘在桌间穿行，醒酒器里的酒液被倒在杯子里，散发着醇厚的香气。马尔尚一边吃一边跟左右谈笑，时不时转过头来对张振勋说一句“张先生尝尝这个““张先生觉得这酒怎么样“。
张振勋一一应着。他吃得很斯文，刀叉使得比在座的某些洋人还顺溜，每一道菜都尝了，每一杯酒都只啜一小口，不喝多，也不推辞。桌上有人在低声议论， 说“这个华人居然会用鱼刀““他喝波尔多的时候居然知道先闻一下再入口“，张振勋听见了，只当没听见。
终于，主菜上来了，配的是一瓶1878年的拉菲。马尔尚亲自接过侍者递来的酒瓶，把酒标亮给桌上的人看，然后用一种近乎戏剧性的语调说：“诸位，这是我从波尔多私人酒窖里带来的。我的父亲在拉菲酒庄有一份小股份，所以每年能拿到几瓶特供。今天——“他把酒瓶举了举，“——为法兰西的荣光，为在座每一位尊贵的客人，开这一瓶。“
塞子拔出时发出“啵“的一声轻响，一股浓郁的黑醋栗和雪松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桌上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叹声。马尔尚亲手给张振勋倒了半杯，递过来，脸上的笑堆得像一座快要融化的雪山：“张先生，您是头一次尝我们法国顶级的好酒吧？慢慢品，这滋味——“
他忽然停了一下，眼珠转了转，嘴角那抹笑变了一个角度，像是在酝酿什么。然后他端着自己的酒杯站起来，朝全桌举了举，声音提高了一些，让邻近几桌的人也能听见：
“说起来啊，张先生，我有一事一直想请教您。“
张振勋端着那杯酒，没有喝，看着他的眼睛。“领事先生请说。“
“你们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五千年的文明——这些东西，我们欧洲人都是敬佩的。“马尔尚的笑容像一把涂了蜜的刀，刀刃藏在蜜底下，“可说来也奇怪啊，你们五千年了，怎么就——“他摊开手，耸了耸肩，做出一个“我很难办啊“的表情，“——怎么就酿不出一瓶像样的好酒来呢？“
桌上安静了一瞬。那安静很薄，薄得能听见隔壁桌的银叉碰到瓷盘的声音。
马尔尚继续说下去，语气更亲热了，像是在谈一桩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买卖：“张先生，以您的财力、您的远见、您在商界的地位——您想想看，如果由您来经销 法国葡萄酒，把波尔多和勃艮第的好酒卖到中国去，那可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！你们中国那些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，要是知道这是张振勋先生独家经销的酒，那还不得抢着买？价格嘛，好商量——“
他拍了拍张振勋的肩膀，那动作亲昵得有些过火。
“——总比你们自己辛辛苦苦酿了半天，酿出来又不能喝，强多了，对不对？“
张振勋的酒杯停在半空。
他低头看着杯里的酒。酒液是深宝石红色的，挂杯很厚，是上等的好酒。酒杯是高脚水晶的，在烛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。可他在杯面的倒影里看见的，是另一副画面——六年前，马尾港的海面上漂着福建水师的残骸；是镇南关打赢了仗、朝廷却跪着签了约的那张纸；是法国商船满载葡萄酒驶向中国港口时，船头上那些谈笑风生的面孔；是他在槟城码头上看见的，一排排贴着“波尔多原装“标签的木箱，每一箱都在搬运中国白花花的银子，换回来的只有让人抬不起头来的屈辱。
“总比你们自己辛辛苦苦酿了半天，酿出来又不能喝，强多了。“
这句话像一根针，不轻不重地刺了进来。刺得不深，可恰好扎在什么不该扎的地方。
张振勋缓缓地把酒杯放下了。杯底碰到桌面，没有发出声响，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。可他的动作很慢，慢到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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