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4章 便饭（四） (第2/2页)
且还有模型的问题。很多模型都建立在历史数据上，其中一个重要假设，就是美国不同地区的房价不会同时大幅下跌。过去几十年的数据似乎支持这个假设，但二〇〇七年以后，情况完全不同了。”
“所以大量结构化产品的信用风险被低估了。”周行长说。
“是。整个市场按照这些评级和估值，交易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。等到基础假设出了问题，原来的价格也就无法维持。”
周行长点了点头。
“还有信息披露。特别是场外衍生品，交易分散在各家机构之间，监管部门很难掌握全市场的风险敞口。”
“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。”
陆泽说，“还有Level 3资产，估值主要依靠机构内部模型，参数也由机构自己确定。至于那些特殊目的实体，虽然很多没有并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，但银行实际上提供了信用支持。一旦出了问题，相关风险还是会回到银行身上。”
“这样一来，单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，也未必能判断它实际承担了多少风险。”周行长说。
“没错。危机发生以前，连很多交易对手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机构究竟有多大风险。”
周行长放下茶杯。
“不过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更难解决。”
“您是说大型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？”
“对。一家机构如果规模太大，涉及的交易对手太多，政府就很难允许它直接破产。但如果每次都救助，又会产生道德风险。”
“贝尔斯登就是这样。”
陆泽说，“它获得救助以后，其他机构也开始预期，政府不会允许大型投行倒闭。这样一来，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，就会把政府可能提供的支持考虑进去。收益归股东和管理层，出了重大损失，却可能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承担。”
“但不救也不行。”周行长苦笑，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这一家机构。”
“是。所以退出机制必须提前建立。等到危机已经发生，再临时决定救还是不救，就非常被动了。”
周行长想了一会儿。
“美国还有一个问题，是监管部门太多，职责又有重叠。”
“这次AIG的问题就很典型。”陆泽说，“SEC负责证券市场，OCC负责国民银行，OTS负责储贷机构，保险业务则主要由各州监管。AIG集团因为旗下有储贷机构，集团层面的监管落在了OTS身上。”
“而OTS并不擅长监管这么复杂的金融集团。”
“对。AIG的金融产品部门承担了巨额信用衍生品风险，但负责集团监管的OTS，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监管资源。美国有那么多监管机构，最后却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充分掌握AIG的整体风险。”
周行长没有马上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所以你认为，问题主要出在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速度不一致？”
“这是我的判断。”陆泽说，“产品越来越复杂，但相应的定价机制、信息披露、风险处置和监管能力没有及时跟上。”
“那么，按照你的看法，教训就不是停止金融创新。”
“至少不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。在具备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处置能力之前，不应该让这些产品的规模扩张得太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