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 烟台的缘分 (第1/2页)
光绪十七年，公元1891年，初夏。天津。
张振勋在直隶总督府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等着见李鸿章。
候客厅的椅子是紫檀木的，硬邦邦，坐久了硌得骨头疼。他端着茶盏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从滚烫喝到温凉，从温凉喝到彻底冷透，那扇雕花的木门始终没有打开。候客厅里还有几个跟他一样的候见者，有穿官服的、有穿西装的、有穿便衫的，彼此之间也不说话，各自端着各自的冷茶，像一排被摆在架子上的瓷器。
张振勋第五次看怀表，下午四点了。他从巴达维亚出发，坐了二十多天的船到上海，又从上海乘内河船到天津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可不是为了在这里喝冷茶的。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厚厚的公文——《拟办烟台葡萄酿酒公司呈文》——又翻了一遍。里面写清楚了投资规模、选址理由、技术来源、经营前景，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，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他甚至还附了一份手绘的烟台海岸地图，在几处山坡上画了红圈，标注着“朝南““土质砂壤““排水良好“。
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份东西，每一个字都是亲自斟酌过的。可此刻坐在候客厅里，对着那扇始终不开的门，他忽然觉得，这份厚厚的呈文，跟桌上那些冷掉的茶碗一样，轻飘飘的，没什么分量。
烟台是个小城，靠海，三面环山，中间夹着一片不大的平地。城里的房子大多是青砖灰瓦的平房，街道窄窄的，路面用石板铺成，被海风磨得光滑发亮。港口不大，但栈桥规整，停着几艘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，桅杆上的绳缆在风中轻轻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之前张振勋一直在选葡萄的种植地，最后敲定山东烟台，是因为那里位于北纬37度左右，与法国波尔多处于同一纬度带，两者气候条件相似，加上烟台丘陵地带原生态生长、高钙砂壤土以及海岸气候带来的较大昼夜温差，特别适合葡萄生长。
天快黑的时候，门开了。一个幕僚模样的中年人走出来，朝他拱了拱手：“张先生，中堂大人今日公务繁忙，实在腾不出空来。您的呈文大人留下了，说看了之后再作答复。您先请回吧。“
张振勋站起来，把那份呈文从怀里掏出来，递了过去。幕僚接过去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那人的手指蹭过纸面，迅速又漫不经心，像在收一张无关紧要的便条。
“有劳。“他说，拱了拱手，转身走出总督府。
门口停着马车，老汤迎上来：“掌柜的，见着了？“
“没有。呈文留下了，人没见着。“
老汤脸上的表情垮了下来：“那我们这趟白跑了？“
张振勋上了马车，车帘放下来之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总督府那扇朱红大门。门口的灯笼已经点亮了，红彤彤的光照着门楣上的匾额，照着门前那对石狮子。他以前在书上读过李鸿章这个人——洋务派的领袖，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和江南制造局的人，跟外国人打了半辈子交道。他以为这样的人听到“中国自己办葡萄酒厂“，应该会有兴趣的。至少，会想见一见他。
可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。
“走吧，“他说，“去码头。明天坐船去烟台。“
“不去奉天和芦台了？“
“先去烟台。看完烟台的土再说。“
马车驶离总督府的时候，张振勋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他没有失望，也没有愤怒——在商场上跑了三十年，碰钉子这种事早就不值得生气了。可他有另一种感觉，一种更绵密的、像潮水一样慢慢涨上来的东西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他要做的事情，在天津这座城里、在那些候客厅的门槛外面，也许根本不算什么大事。
一个南洋商人想回来办个葡萄酒厂。在总督府的文牍堆里，这大概只是一页不起眼的公文，排在某些军务、河工、税银奏折的后面，连被多看两眼的分量都没有。
他忽然想起左秉隆那句话：“大清的病，根子太深了。“
深到连一扇门都推不开。
烟台到了。
船靠岸的时候是个清早，海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，阳光从雾里透过来，碎成一地金粉。码头上已经有了人声，扛货的苦力、叫卖的小贩、蹲在岸边抽烟袋的老船工，说着一口胶东话，又硬又快，像一粒粒被海风打磨过的石子。
张振勋站在甲板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海风带着咸腥，跟巴达维亚的海风很像，可又不太一样——这风里有一种干燥的、清冽的东西，像是从北方的山野里穿过了大片农田才吹到这里来的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。他闭上眼睛，让那风吹在脸上，感觉自己的肺叶被一点一点地撑开了。
老汤跟在他身后下了船，脚一踩上码头就四下张望。“掌柜的，这地方比巴达维亚冷多了。您真要在这儿种葡萄？“
张振勋没回答，先蹲了下来。码头边有一块露出地面来的土，他用手捏了一撮，凑到眼前看了看——黄褐色，松散，颗粒感明显。他又伸出一根手指，从土块中挑了几粒较大的石子看了看，是风化后的石灰岩碎屑。他点点头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“没错，就是这儿了。“
“您才刚到码头，还哪儿都没去呢——“
“风、土、海。“张振勋指了指脚下，又指了指远处那片起伏的山坡，“风是从海上来的，不干不湿。土是砂质的，带石灰。山坡朝南，我看见那边的树影子了，是南坡才有的长法。跟波尔多——“他停了一下，嘴角弯了起来，“跟波尔多 的气味一样。“
他让老汤找了一辆骡车，沿着海岸一路向东。车轮在土路上颠颠簸簸地走着，路两旁是庄稼地、苹果园和零星的村落。路边的农人看见两个穿洋装的生面孔经过，都直起腰来看，眼神里满是好奇和警惕。
走了大概十里路，骡车在一处山坡前停住了。张振勋跳下车，徒步往上走。坡不算陡，可草很深，露水把他的裤脚和鞋面全打湿了。他爬到半坡，停下来，四下一看——
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，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太阳从东南角的海面上升起来，把整片山坡照得通亮。脚下的土是浅褐色的砂质土，踩上去松软而实在，随手一抠就能看见小粒的石灰石。坡上长着一些低矮的野草和灌木，可远处几座更高些的坡地上，他隐约看见了一排排齐整的、显然是人工种植的藤架。
“老汤，你看那边——“
老汤眯着眼望过去。“是葡萄藤？“
张振勋快步朝那几排藤架走了过去。走近了才看清楚，那是一小片葡萄园，大约四五亩的样子，藤蔓已经长得很粗了，枝干虬结，少说也有十几年的树龄。园子边上有一间石砌的矮屋，门虚掩着，院子里晒着一串串干枯的葡萄藤条。
他推开门，屋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，穿着一身蓝布褂子，围裙上沾着泥渍。她用胶东话问：“您是……找谁？“
张振勋拱了拱手：“大娘，我是过路的，看见这边有葡萄园，想问问——这园子是您家的？“
老妇人打量了他几眼，见他的衣裳虽然洋气，可说话和气，便放下了戒心。“这是倪维斯先生家的园子。他是美国人，传教士，早些年在这儿种了葡萄，还教我们酿酒的法子。后来他调走了，园子就荒了，我们替他看着。“
“倪维斯先生……“张振勋在心里默念了这个名字。他记得在欧洲时看过一份关于东亚传教士农业试验的报告，里面提过美以美会传教士倪维斯夫妇——他们在烟台住了十几年，从欧洲引进了不少葡萄品种，还酿出过不错的酒。他当时没在意，以为不过是传教士的小打小闹。可现在站在这片园子里，看着那些根须深入地下的老藤，他忽然觉得——原来在十几年前，已经有人替他把路踩过了。
“大娘，我能进园子看看吗？“
“看吧看吧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都荒了。“
张振勋走进葡萄园，俯身摸着那些老藤的枝干。树皮皲裂，刻满了岁月的纹路，可枝条依然柔韧，指甲掐一下，底下透出青绿的颜色——活的。十几年来没人好好打理，它们还是活着，春天发芽，夏天长叶，秋天结出酸涩的果子，冬天落尽叶子等待来年。
他从一棵藤上摘了一片新叶，捏在指尖，对着阳光看了看。叶片的形状、叶缘的锯齿、叶脉的走向——跟他在波尔多和莱茵高看到的赤霞珠和雷司令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些藤是从欧洲带来的。它们在烟台的土里活了十几年，熬过了北方的冬天，抗住了海边的风。它们把根扎进去了。
张振勋站在那排老藤中间，慢慢转过身来，面朝大海。
海是碧蓝色的，波光粼粼，远处有几艘渔船正在撒网，白色的帆在晨光里像几片静止的云。再远处，海天一线的方向，是朝鲜、日本、太平洋——再往东转一圈，就是他刚刚离开的欧洲。洋人的船从那条航线上过来，带着机器、带着技术、带着葡萄酒，也带着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。
可今天，他站在这片山坡上，脚下是中国的土，身边是十几年前被一个美国人种下的欧洲藤。那些藤已经活过来了。它们长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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