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 葡萄之旅 (第1/2页)
光绪十六年，公元1890年，冬。法国，波尔多。
张振勋抵达波尔多的那天，下着雨。
那是十二月里常见的阴雨天，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，加龙河的水面泛着暗沉的光。他从巴黎坐火车南下，一路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缓的田野变成起伏的丘陵，葡萄园连成一片一片的褐色——藤蔓已经落尽了叶子，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冬雨中沉默地站立着，像一排排等待春天的士兵。
老汤跟着他来的，一路都在咳嗽——欧洲的冬天比南洋冷太多了，他裹了三层棉衣还直打哆嗦。“掌柜的，这鬼地方，葡萄藤都跟死了似的，能长出什么好东西来？“
张振勋站在旅馆的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雨幕，没有回答。他手里攥着一本刚从巴黎书店买来的《波尔多葡萄酒年鉴》，法文的，扉页上印着一幅加龙河两岸的酒庄地图。他已经在上面画了好几道红圈——拉菲、拉图、玛歌、奥比昂、木桐，那些他听说过无数遍的名字，如今就在地图上几厘米的位置，等着他一个一个走过去。
“老汤，“他说，“葡萄冬天就是要'死'一回的。不死，来年长不好。“
老汤听不懂，裹着棉被去泡热茶了。张振勋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雨滴顺着玻璃往下流，把窗外那片灰褐色的葡萄园扭曲成模糊的水彩画。他想起槟城郊外那个小葡萄园，白韦利先生说的那句话：“南洋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冬天不够冷。“
现在他到了真正的冬天里了。冷得刺骨，冷得草木凋零。可他蹲下来捏了一把葡萄园边的土，那土是砂质的、疏松的、带着石灰质的白，透水性极好。他又看了看山坡的朝向——朝南，正对着加龙河的水面，冬日的阳光虽然弱，可只要出了太阳，这面坡是整片河谷里最先被照亮的。
他掏出本子来，把这些一一记下。“朝南坡地。石灰质砂土。排水良好。冬天足够冷，冻死虫卵，但冻不死根。“
合上本子的时候，他忽然笑了。老汤问他笑什么，他说：“笑我自己。二十多年前在南洋开荒种咖啡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蹲在地里看土。那时候连荷兰字都不认识几个，也把园子种起来了。现在跑了大半个地球来看土，看的还是同一件事——看这地，是怎样长出品种优良的葡萄的。“
在拉菲酒庄，庄主皮埃尔先生亲自接待了他。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贵族，鼻梁高挺，鬓发雪白，说起话来慢悠悠的，每个词都像从橡木桶里陈酿了许多年才捞出来。他带着张振勋走遍了发酵车间、陈酿酒窖和装瓶工坊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像在跟一个学生讲课。
皮埃尔说“张先生，好的葡萄酒是“种“出来的，不是“酿“出来的，七分靠葡萄，三分靠工艺。可那七分葡萄里头，又有五分靠土、两分靠天——“
张振勋一边听一边记，手上的笔一直没有停过。他问到赤霞珠和梅洛的配比，问到新橡木桶和陈年橡木桶的区别，问到每年采收季的日期是如何根据当年气候调整的。皮埃尔越说越高兴，因为一般的访客问的都是“这酒多少钱一瓶““能不能卖给我几箱特供“，很少有人会追着问“为什么用法国橡木不用美国橡木““桶的烘烤程度对酒体有什么影响“。
喝完了正餐，皮埃尔从酒窖里取了一瓶1875年的拉菲，亲自开了，给张振勋倒了小半杯。“张先生，品酒跟做人一样——你不能急。让它先呼吸一会儿，让酒醒了，你再跟它说话。“
张振勋端着水晶杯，没有急着喝。他先看颜色——深沉的宝石红，边缘泛着一点点砖褐色的光，是年份久的迹象。然后他转了一下杯子，酒液在杯壁上挂出细细的“酒泪“，慢慢往下滑。他把鼻子凑近杯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黑醋栗、雪松、干花、烟叶，一层一层地散开来，像在闻一本书里夹了几十年的书签。
然后他喝了一小口。
他含在嘴里，用舌尖把酒液推开，让它覆盖整个口腔。酸、单宁、果味、矿物感——全都在了，混在一起又各自分明。他慢慢咽下去，感觉到一股温热从喉咙直落到胃里，像一条火焰铺成的小路。
“好。“他说。
皮埃尔笑了：“张先生，您是懂酒的人。“
张振勋放下酒杯，看着皮埃尔的眼睛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皮埃尔先生，我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“
“当然。“
“您酿了一辈子的酒。您觉得，一个从来没酿过葡萄酒的中国商人，要把这件事做起来，最难的是什么？“
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，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，慢条斯理地回答：“最难的不是技术，不是钱，也不是地。最难的是——要有耐心。葡萄种下去，三年才结果，五年才能酿出像样的酒，十年才能在瓶子里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灵魂。张先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愿意等十年才看到结果的人，不多了。“
他站起来，走到酒架前，取下一本厚厚的手稿，递到张振勋手里。“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笔记，记录了他四十年里每一次采收期的天气、每一批酒的发酵温度和时长、每一年尝到的味道。你拿去看。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书上是没有的。“
张振勋捧着那本泛黄的手稿，手指触到皮革封面上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痕迹。“皮埃尔先生，这太贵重了——“
“拿去。“老庄主摆了摆手，朝窗外望了一眼。雨停了，夕阳正好从云缝里漏下来，把窗外的葡萄园镀成一片温柔的金色。“你大老远从中国来，不是为了参观的。你是来学的。学的人，应该得到最好的教材。“
张振勋把那本手稿放进随身的皮包里，郑重地道了谢。走出拉菲酒庄的时候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夕阳把加龙河的水面染成一片流动的熔金。他站在河岸上，看着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葡萄园，忽然觉得胸口那团火烧得更旺了一些，却不像从前那样燥热了——它开始变得稳定，像一把被调好了火候的炉膛，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用力了。
离开波尔多之后，张振勋去了勃艮第、香槟、德国的莱茵高、意大利的托斯卡纳、奥地利的维也纳。
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重复着同样的事：蹲在葡萄园里捻土，走进酒窖里看桶，站到橡木桶前面品酒。他在记事本上画了很多图——葡萄品种的叶片形状、土壤的分层结构、橡木桶的剖面图、发酵罐的构造——画得歪歪扭扭的，可他看得懂。
在勃艮第，他学会了区分不同品种的葡萄。赤霞珠的叶子深绿厚实，果实小而紧致；黑皮诺的叶子较薄，颜色浅绿，果实皮薄而多汁；雷司令的葡萄串长而松散，果皮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泽。他蹲在葡萄园里，把每一种品种的叶片都采了一片，夹在记事本里，标上名字和产地。
在德国的莱茵高，他遇到了一位酿酒师，五十来岁，德语口音很重，可说起葡萄来滔滔不绝。那位老先生告诉他，葡萄园最好是朝南的山坡，因为阳光从南面照过来最均匀，葡萄能充分成熟而不被灼伤。
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，他看了一场传统的葡萄采摘。那些穿着旧衣服的妇女们挎着篮子，一串一串地用手剪下葡萄，放进篮子里，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头。他走过去跟一个老妇人搭话，问为什么不用机器。老妇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意大利语回答：“机器太粗鲁了，会把葡萄弄伤。伤了皮的葡萄酿出来的酒，味道是涩的。“
张振勋站在那排葡萄架旁边，看着那些妇女们用双手和耐心把一串串葡萄安放在篮子里。他忽然觉得，这跟他小时候在车轮坪村的稻田里弯腰插秧的场景那么像——都是一样的弯腰、一样的手触泥土、一样的用身体去感知土地的温度和脾性。
他在那一页记事本的底下画了一棵葡萄藤，藤上挂着一串饱满的果实。旁边写了一行小字：“手比机器——种葡萄，用机器快，用手才懂。“
1891年春天，张振勋在维也纳遇到了他后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——约瑟夫·冯·施密特。
二月里的多瑙河两岸还覆着薄薄的霜，山坡上的雷司令葡萄园像一层层灰色的阶梯从河边一直铺到山顶。这里比波尔多更冷，风从河谷灌进来，刮在脸上生疼。张振勋裹着大衣站在山坡上，看着那些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的葡萄枝，想起当年白韦利先生的话——“冬天要够冷，葡萄藤才能好好休息。“
施密特是维也纳附近一个小酒庄的园艺师，四十出头，瘦高个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沾满泥土的皮质围裙。他蹲在葡萄园里剪枝，剪得又快又准，每一刀都卡在节眼上，下手利落得像在给一件艺术品做最后的修整。
张振勋在旁边看了很久，忍不住走过去说了句德语——他在南洋跟德国商人打过多年交道，日常会话勉强能应付——“先生，您剪得真好。能教教我怎么看该剪哪一枝吗？“
施密特抬起头来，看了张振勋一眼。那是一张被日头晒得黑红的脸，鼻子被冻得发红，眼睛是淡蓝色的，像两片融进雪水里的天。他拍了拍手上的泥，站起来，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块布擦了擦手，然后用带着浓重巴伐利亚口音的德语问：“你是中国人？来学种葡萄？“
“是。“
那人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忽然咧嘴笑了。那笑容把他的脸皱成一团，皱纹像葡萄藤一样从眼角蔓延开来。“我叫施密特。也可以叫我约瑟夫。我在这片山坡上种了二十年的雷司令。你想学什么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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