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 葡萄之旅 (第2/2页)
教你。“
接下来的六天，张振勋每天清晨都跟着施密特上山。施密特教他看枝条的年龄——一年生的、两年生的、三年生的，颜色不同、节间距离不同，该留哪根、该剪哪根，每一刀都有它的道理。他教他摸土壤的温度——“太冷的时候不能剪，伤口愈合不了；太阳出来晒了两个钟头之后再下手，剪口收得快。
“他教他分辨霜霉病和白粉病的早期征兆——“叶背有灰毛就是霜霉，叶面有白斑就是白粉，看见了要立刻喷硫磺粉，晚了全园遭殃。“
张振勋听得入神，笔记本上画满了葡萄枝条的示意图，每一根枝都标了颜色和编号。施密特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哈哈大笑：“你比我还会记！我剪了二十年，全靠手摸，从来不写下来。“
“我记性不好，“张振勋说，“得写下来。回去还要教别人。“
施密特愣了一下，看着他的眼神变得认真了一些。“你要回去自己种？“
“是。在中国北方的山上。找一个跟波尔多或者莱茵高的气候相似的地区。中国有北纬38度线，从山东到山西再到甘肃，这条线附近的气候条件跟欧洲的葡萄酒产区最接近。我要在这条线上找到一块地，先种三到五年葡萄，看长势和品质，再考虑建酒庄。“
施密特蹲了下去，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过了好一阵子才说了一句：“张先生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为了做一件事，先去把全世界学一遍的华人。“
他站起来，朝张振勋伸出手，“我愿意跟你合作。不过我有条件——你要让我亲自去中国看那块地。“
张振勋握住他的手：“一言为定。“
施密特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他走到一棵老藤面前，拍了拍它粗壮的枝干，用一种近乎温柔的语调说：“这棵藤比我年纪还大。它爷爷那辈，是两百年前从匈牙利移过来的。你能想象吗？一根藤从一个地方被拔起来，运到另一个地方，重新种下去，然后活了——还活了快两百年。“
他转过头来看着张振勋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深邃的、像陈年葡萄酒一样的沉静。“葡萄这东西很奇怪。它到了新地方，头几年会想家——长不好，不长个子，不长果子，就傻愣愣地扎根。可你把根给它扎稳了，给它时间，它就会变成那个地方的葡萄。结出来的果子，跟老家不一样了，有新的味道。这味道就是'新的家'的味道。“
张振勋站在那里，冷风吹着他的脸，可心里有一团热的东西在往上涌。他把施密特的话一字不落地记进了本子里，在旁边加了四个字的批注——“藤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“
离别那天，施密特从自己的育苗棚里挖了二十株雷司令的幼藤，用湿布裹了根，塞进一个木箱里，递到张振勋手上。又特意送了他一本德语版的《葡萄种植学》，扉页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：“献给张振勋先生——用葡萄写下你对祖国的誓言。“
张振勋抱着那个木箱，郑重地鞠了一躬。他从来不轻易鞠躬的，在南洋三十年，只对父母和恩人弯过腰。可今天他弯下去了，对着一个蹲在葡萄园里剪了二十年枝的德国农夫，弯得心甘情愿。
后来，张振勋在维也纳葡萄酒学院待了十天，听了十几场讲座。学校教务主任还给他安排了一堂特别的课程，主讲的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酿酒师，名字叫约瑟夫·迈尔。
迈尔先生个子很矮，腰背佝偻，戴着厚厚的圆框眼镜，可讲起课来思路清晰得像一把刚磨过的刀。他讲的是“新旧世界葡萄酒风格对比“——那是欧洲酒学界正在兴起的新话题。讲完了之后他问台下：“在座有哪位来自亚洲的吗？“
张振勋举了手。
迈尔先生从眼镜上方看着他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“东方人做葡萄酒，我在想，会比欧洲人多一样东西。“
“什么东西？“张振勋问。
“耐心。“老先生慢吞吞地说，“欧洲人的耐心是被葡萄藤磨出来的。可你们东方人的耐心是天生的——你们喝了几千年的茶，一片叶子泡三遍都要品出不同来。葡萄酒也是活的，它跟你说话的方式很慢，你得有听它说话的耳朵。欧洲人花了三百年才长出这双耳朵。你如果要在中国做，那就从今天开始练。“
课后，迈尔先生请张振勋来到了办公室。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一封信，递过来。“这是我在维也纳教过的一个学生，叫约瑟夫·巴保——他的父亲是奥地利人，母亲是广东人。他懂汉语，懂德语，懂种葡萄，更懂酿酒。他告诉我他想到东方去，找一个能种好葡萄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找酿酒师，这个人，我推荐给你。“
张振勋接过信，看到上面用清秀的德文写着约瑟夫·巴保的联系地址。他把信折好，放进胸口的暗袋里。这次旅程除了皮埃尔的手稿、施密特送的书和葡萄幼藤——如今又多了一封推荐信。这些东西加起来，就像一块越来越厚的垫脚石。
春末的时候，张振勋又回到了意大利，托斯卡纳。
这里的葡萄园跟波尔多和莱茵高都不一样。山坡更陡，石头更多，橄榄树和柏树夹杂在葡萄园之间，像一幅被精心布局过的画。他在基安蒂产区住了半个月，主要学的是橡木桶。
托斯卡纳人做橡木桶有一套特殊的工艺——木料选的是当地山上生长的斯拉沃尼亚橡木，纹理直，透气性好，烘烤的时候火候分三档：轻烤、中烤、重烤。不同的烘烤程度会给酒带来不同的风味——轻烤给的是细腻的香草味，中烤带了椰子和焦糖的香气，重烤则有浓烈的烟熏和咖啡味。张振勋蹲在制桶工坊里，看着工匠们用长条的木片拼成桶形，然后用铁箍箍紧，再用明火烘烤内壁——那场面又热又吵，木屑飞扬，火舌舔着橡木的内壁，把木头的油脂烤得滋滋作响，满屋子都是焦甜的香气。
他在那个工坊里待了整整一周，学会了分辨三种烘烤程度的差别，学会了用指甲掐木料来判断含水量，学会了用手敲桶壁来听声音——“好桶的声音是沉实的，像敲一口钟；坏桶是空的，像敲一个陶罐。“
临走的时候，他订了三百只中烤度的橡木桶。工坊的老板瞪大了眼睛——“张先生，三百只？您是要开多大的酒庄？“
张振勋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三百只不多。他将来要种的葡萄园，远远不止三百只桶能装得下。
回程的船上，张振勋的行李比来时多了三只大木箱。
一只装着从波尔多酒庄买来的混酿原液样品和调配笔记；一只装着施密特送给他的雷司令幼藤——根须用湿苔藓裹得严严实实，白天放在通风处，晚上盖上薄毯；还有一只，最下面的夹层里藏着四十多株偷运出境的优良种苗——赤霞珠、梅洛、黑皮诺、霞多丽——每一株都用蜡封了切口，用草纸裹了根，避开了海关的植物检疫。
老汤一路上提心吊胆，每隔半天就要去查看那几只木箱。“掌柜的，这可是犯法的！被查出来要把苗子全部销毁，说不定还要罚钱坐牢！“
张振勋靠在船舱的椅子上，手里翻着皮埃尔的手稿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那你就别让人查出来。“
“我、我怎么不让人查出来？我又不会变戏法——“
“你紧张兮兮地每隔一会儿就去看一遍箱子，海关的人一眼就看出你有鬼。“张振勋合上书，看着老汤，笑了一下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别去看那些箱子。让它去。该被查出来就被查出来，该罚就罚，该坐牢——“
“掌柜的！“老汤急得直跺脚。
“——我陪你去坐。“张振勋把话说完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重新翻开手稿，“放心吧。我在南洋跟荷兰人斗了三十年，要是连几根葡萄苗子都带不出欧洲，那我这些年算是白混了。“
船行在印度洋上，水天一色，极目处海平线像一道墨蓝色的细线横亘在远方。张振勋每天清晨都在甲板上散步，走三圈，然后回船舱里看笔记。他把这几个月积累的资料重新整理了一遍——土壤的酸碱度、品种的适应区域、发酵的温度曲线、橡木桶的使用年限、装瓶前的澄清方法——从杂乱无章到条理清晰，从散碎的笔记变成了一本厚厚的、用中文和英文混杂着写成的《葡萄酒酿造备要》。
在备要的扉页上，他写了一段话：
“欧游半年，所见所学者，不敢言尽得其妙，然入门之径已明。酿酒之道，首在立志，次在耐心，再次在精细。今以中国之土种西洋之藤，以中国之人酿西洋之酒，此前人未竟之事也。吾愿以此身试之。成败利钝，非所计也。但求将来有一日，国人饮中国之酒而自豪，不羡波尔多、不慕莱茵高——则今日之奔波，不虚矣。“
写完他搁下笔，把备要放进木箱的最上层，盖好，锁上。
船舱外，海风从南洋的方向吹过来，带着他熟悉的咸腥和海潮的温热。离家越来越近了。那片还没有见到第一株葡萄藤的北方土地，还在千里之外等他。可他心里已经有了那张地图——朝南的山坡、砂质的土、冬天的冷、春天的雨。他知道该选什么地方了。
他闭上眼睛，船身在海浪里轻轻晃动，像摇篮。他忽然很想快点到岸，快一点把那些藏在木箱里的藤苗种下去，快一点看见它们在新土里生根、发芽，快一点听见那片山坡上有了风穿过葡萄叶子的沙沙声响。
那声音他还没听过。可他已经在心里，听见了。